罗永浩谈被父母逼婚：是个女的就行

53［德］鲁道夫·斯门德：《宪法与实在宪法》，第49页。

44为了保证公民形象和评选结果的正当性，国家荣誉制度需要保证以下两点：一是评选的程序公平公正，二是使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这一过程中。为了强化这一纽带，国家荣誉制度的构建不能依靠一种单向度的意志灌输，而需要注重对个体能动性的激发，诚信、友善则是个体发挥能动性，真诚参与共同体生活的基本要求，个体的这种禀赋提高了实现文明、和谐的共同体生活的可能性。

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强化的辩证关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则是对个体如何参与共同体生活的描述，国家荣誉制度据此构建个体与共同体的互动机制。行政官员更多依照宪法法律的规定履行职责，唯有其从宪法所呈现的公众精神的角度出发践行职责，方才具备整合功能。为了应对多元价值存在的现实，现行宪法在将主权者意志转换为宪法价值体系的同时，规定了相应的价值协商机制，由爱国统一战线下的政治协商机制和承认民族差异前提下的民族协商机制构成。二是荣誉的内在品性对制度设计提出了要求，如过度强调物质奖励，或权力过分垄断荣誉资源，都将影响荣誉制度的整合效果。

因此，在宪法提供的框架下，国家荣誉制度不仅包括较为明显的1＋1＋3体系，《国旗法》《国歌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等法律文件中涉及象征性意涵的内容，以及国家纪念、国葬仪式、讣告、荣誉职务等都应被视为国家荣誉制度的组成部分。社会合题这一表达在国家学领域中是十分个性化的表达，只能在历史辩证法的意义上来理解。数字政府 中国学界最早开启行政法典化的设想始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成立行政立法研究组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一部行政法通则，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均不成熟，中国行政法律体系转而开启单行法先行的发展路径。

行政法典需要处理与现行行政法规范的关系，对现有行政法律规范进行取舍和重塑，究竟是全面收编还是选择抽取？是只涵盖法律，还是也统筹考量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乃至部分行政规章？在法典化过程中必须作出路径选择。王敬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总之，对于上述罗列的诸多改革与法治之间的矛盾问题，必须首先由《行政许可法》作出回应和调整，实现改革与法治的同频共振，进而才能在行政法典中予以凝练和固化，从而为未来之改革奠定法律基础。这是去除程序名称，融实体和程序规定于一体的做法。

将具体行政行为区分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损益行政行为，行政许可、行政奖励、行政救助等授益行政行为，行政裁决、行政调解等行政司法行为以及行政确认、行政证明、行政指导等其他行政行为。行政编制兼具政治属性和行政属性，有必要将行政编制的若干核心规范提升为国家法律。

同时，重要的法治建设规划也可补强现行法律制度的不足。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匹配的矛盾在派出机构这一微观领域也有所体现。关于法治政府的标准和行政法理论上的基本原则关联性最强、相似度很高，因此，将法治政府的标准转化为行政法典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目前，我国行政法律制度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王万华教授认为制定行政法典应当遵循程序法典进路。应当说，一系列国家治理改革对于优化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治理能力，规范行政行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等产生重要作用。例如，《行政处罚法》中的职权法定条款，《行政许可法》中的信赖保护条款，以及《行政强制法》中的比例原则条款等等。与上述观点不同，马怀德教授提出可以先制定一部行政法通则或行政法总则，建立整体性的实体和程序规则，为各类行政活动确立最低标准。

包括一般规定以及层级监督、审计监督、行政问责等不同的监督方式。（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之法典化 我国行政组织领域开展的多项改革，直接涉及行政组织法定原则、党政合署机构的法律地位以及行政编制等行政组织法基本问题，因此，其在行政法典中应当予以规范。

（四）绘制数字政府的未来图景 ２０１９年以来，我国在互联网＋政务服务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数字政府的全新发展理念。而放管服改革则属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升级版，目前已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

行政法基本原则，公民、组织的权利义务，行政组织及其职权，信息公开，行政补偿等诸多行政实体内容，都需要在基本行政法典中加以规定，并与程序性规定形成协调统一、均衡互补的关系综合上述学术观点，笔者对未来行政法典的规范模式和体例结构提出以下基本设想。但现行《行政许可法》中对行政许可设定之规范，并没有关于一业一证的规则。部分党政机构的一体化改革必将对行政组织法体系产生深远影响，未来的行政法典也必须回应这一机构改革重大举措。２０２２年４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杨伟东教授则认为行政实体法与程序法有必要且能够在更大程度、更深层次上融合。设置四个分编，第一分编监督行政。

再如，根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第８条之规定，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为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管委会具有发展经济、社会服务、公共秩序等多个领域的综合管理职能。在行政法典化过程中，还必须处理好行政法典与部门行政法的关系问题。

为实现覆盖公共行政全领域的通约式改革立法，行政法典既要从现行行政法律法规中提取公因式，纵向上要融汇行政组织、行政行为和监督救济领域的行政法律的共性规则，关键领域也要从具有创新价值的法规规章中抽取规则，以补足现行行政法律体系的短板和不足，实现一揽子高效和前瞻性立法的目的。党中央、国务院围绕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发布了一系列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和法治政府的目标。

从历次《法治政府实施纲要》的体例看，按照政府职能、制度体系、行政决策、行政执法、监督行政、争议解决的逻辑关系展开的。学界对行政法典化的必要性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差异只是制定行政法典的路径选择和时间表。

宏观层次的法律原则对于整个行政法典起到统领作用，应当涵盖行政权力配置、运行和监督的全过程，适宜在总则中表达。２０１９年８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作出规定。基于上述理由，可以考虑对行政行为篇划分为四个分编，第一分编行政行为的一般规定。该篇设置两章，第一章政务公开，规定政务公开的原则、公开主体、公开范围、工作机制、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监督和保障等。

在行政行为法领域，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放管服改革、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以及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等。再如《行政许可法》规定的便民原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的标志，可以提升为行政服务的一般原则，这两项原则都应在行政行为编中予以呈现。

例如，在行政组织法领域，先后开展了八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三、行政法典凝练行政法治理念与原则 行政法典的系统性决定了其中的法律原则不是单层次的，而是复合体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所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需要统筹进行体系化设计，分别在总则和分编中进行规定。

同时，由于行政审批局、综合执法局等集中行使权力的行政部门的设立，审批机构、行业主管部门以及综合执法部门之间的相互衔接成为决定改革效果的关键。世界上其他国家对行政程序法（体系化或法典化）的努力及其成功为我国行政法典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和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法理情相互交融的法治文化都使得中国的行政法典道路注定是独一无二的。

就行政法的立法构成来看，通常都是兼容实体和程序内容。第三，告知承诺制一反由行政机关主导许可的模式，转而运用契约形式来替换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用双方合意取代单方行政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发挥了市场主体的能动作用，也是行政许可迈向市场化的重要举措。第三章行政编制，包括编制的原则、编制方案、职数。为此，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都制定了《街道办事处条例》，对街道办事处履行综合管理职能作出详细规定。

内容提要：行政法典的制定要实现通过法典巩固国家治理改革的目的。第二种是按照现行的行政法律体系，按照组织法、行为法、救济法等法群的逻辑关系。

第三种是按照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方面安排体例架构。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亟需法治的引领和保障，行政组织法与《行政许可法》的跟进与调整也势在必行。

很显然，这类名不符实的行政程序法对于我国行政法典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当前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明显突破了《行政许可法》的规范框架。